上合组织大学可以成为打造考古人才的熔炉
26.01.2009 17:25

纳塔利亚 萨扎诺瓦 考古学家。

俄罗斯学者很早就对中亚的古代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最初在中亚的考古探险是在19世纪后半页进行的,而19世纪末这一地区的研究人员们已经创立了一些科学组织,他们共同开始了系统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权威的俄罗斯学派,即后来的苏联学派。但是随着剧变的开始,由于资金不足,在中亚各共和国展开的工作基本上都被停止了。今天又有了真正恢复这些工作的可能。是上海合作组织赋予了这种可能性。

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科学院的各共和国分院都改组为国家级的科学院,但是有限的资金无法允许他们单独开展区域性的研究。因此''公开埋单''——允许这个或那个古迹被发掘的证明,开始被发放给无数的西方探险活动,以换取赞助。这样的援助,基本上包括了购买设备,工作人员的出国考察与进修。今天在中亚各国的土地上有将近二十个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的探险项目在运作。

俄罗斯与独联体各国的科学院级别的科考,最近二十年来,对中亚地理考古研究的涉及不断减少,现在这些科考的意义都无足轻重。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对区域性考古来说是灾难性的。首先这在国家人才储备系统上体现出来。培养新的专家对我们的西方同行来说,显然,他们是不会为我们做的,而国家科学院没有拨款,就无法去培养出自己独有的科学派系。除此之外,由于文物的考古研究报告现在都是西方人撰写出的研究成果了,可以做数据分析的可能性对于本土学者来说就更加缩小了。

对俄罗斯的科学发展来说,这些条件极为不利。探险活动停止了,这一科目的学生基本上没有招收,不少学者不得不以实验员的身份为西方考古学者工作,他们没有权力以自己名义发表学科成果。

但是,只要学科与知识的掌握者尚在人间,就意味着一切都可以恢复。不可或缺的就是要准确的定下行动任务,即怎么去行动,例如,1895年的''考古爱好者突厥斯坦小组''组织。

俄罗斯学者可以成为考古勘察回归运动的倡导者。并且,俄罗斯考古学派的优势很明显。我举一个很能说明现时情况的典型例子。撒马尔罕-阿芙拉西亚古城遗址最近几年由法国考古探险队在研究。但是除了探险队长,以及一两个法国学生之外,在那里工作的,主要还是苏联时期就已成为专家的俄罗斯学者和撒马尔罕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个例子用于证明我们这一学科派别的竞争能力再好不过了。

重要的还有,尽管我们在现场考古工作上丧失了地位,我们还保留有俄罗斯的专家,以及中亚各国的考古学家们,他们可以成为任何一个考古项目的智囊。剩下要做的就是协调他们的工作,当然,还要给予充足的,可以使其发挥所有潜力的研究资金。

而且,首先最应该关心的是人才的储备。考古学课程——是一项精英的智慧学科,这方面的专家不是''现到现学''而学成的。同时,考古学教研室''顺应潮流''式的教学大纲在过去30年里很少改变套路。因此在考古学中,拟订并贯彻另一种教学模式的任务就成了重中之重。这一任务,可以为现场考古研究培养出新一代综合型素质的专家,还可以继承我们考古学派在创立发展中积攒下来的无数物质资料和人才资源。

上合组织大学就可以以此为己任,建立考古学科这一想法吸引了该组织内很多国家的注意。这样一来,在上合组织大学框架下就可以在中亚组织起自己的考古探险。对2-3个位于不同气候地区的古迹探险,足够支撑起这一模式的启动和运作。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可以在四-五月以及九-十月工作,而在塔吉克斯坦或者吉尔吉斯斯坦的山脉中——只在夏季的几个月工作。这样,在学习的第一阶段,学生就能对不同区域地方文化环境特性,得到一个大致的了解。

所有项目参与者的共同协作是最有益的。俄罗斯学者以自己的经验作交换,可以丰富自己区域研究的范围,引进革新技术,增加学生受教育的机会,以恢复我们往日的学术地位。从自身出发,对协作项目的参与,也为中亚考古学者们带来了注入自己的教育以及研究理念的机会。而现代考古探险需要昂贵的设备,以及怎样更加合理的共同使用这些设备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在现实当中贯彻这一模式,现有的经验丰富的专家们的努力,有志把自己的未来献给中亚研究的青年们的努力,同时还有上海合作组织所争取到的机会,我们都必须协调好。这一任务,看起来可能太过雄心勃勃,但是,无论从当今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发展人文主题这一角度来说;还是从全球规模下继承和发展科学知识这一立场来说——它都是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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